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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问题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

所属栏目:语言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9-02-26 19:42:26 论文作者:佚名

〔摘要〕 第二十五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暨第二届功能语言学与汉语研究高层论坛于2018年6月9日-10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邀请到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和汉语学界知名学者13位。相关主旨发言采用功能视角,围绕汉语句子的定义、结构、成分、分类、功能、划界、语法地位、语气等方面问题展开探讨。本次论坛为功能语言学和汉语学界的各位同行深化研究、增加共识搭建了交流平台,对国内功能语言学本土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功能语言学;汉语研究;小句;本土化

引 言

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五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暨第二届功能语言学与汉语研究高层论坛于2018年6月9日-10日在武汉成功举办。本届高层论坛以“汉语中的句子问题”为主题,集中讨论功能视角下汉语句子的定义、结构、成分、分类、功能、划界、语法地位、语气等方面的问题。论坛共邀请到国内外知名学者13位,按发言顺序,分别是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澳门大学徐杰教授、同济大学张德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储泽祥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彭宣维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勇教授、西南大学刘承宇教授、香港公开大学李深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炳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杨延宁教授、北京師范大学于晖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王品博士。本届论坛以专家报告和互动交流的形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1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届论坛。现将本届论坛的13场专家报告逐一回顾。

一、 论坛主旨发言

黄国文教授的报告“‘王冕死了父亲’的系统功能句法分析”,从经验元功能和语法隐喻两个角度探讨“王冕死了父亲”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报告首先梳理了过去60年中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和认知语法等不同视角对这一句式的研究及解释,接着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分析该句式。根据及物性分析,“王冕死了父亲”的核心成分为过程“死”和参与者“王冕的父亲”。“王冕”不是参与者角色,而是“父亲”的限定成分,与“父亲”之间存在领属关系。就语义而言,“王冕死了父亲”等同于“王冕的父亲死了”。报告接着从语法隐喻角度进行分析。语法隐喻是指当某一词汇语法结构被用于表达该结构不常表达的意义时,出现的“非一致的”(incongruent)表达方式(即隐喻式)[1][2]。报告指出,“王冕死了父亲”是语篇语法隐喻,其对应的一致式是“王冕的父亲死了”。选择隐喻式还是一致式,和语篇的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等因素相关。从语篇元功能角度来看,选择“王冕死了父亲”这一隐喻式,是为了突出“王冕”在小句中的主位地位。需要说明的是,隐喻式“王冕死了父亲”并非由一致式“王冕的父亲死了”演变而来,也并非前者优于后者,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用于不同的语域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语言结构的变化是为语言的社会功能服务的,当“王冕的父亲死了”表达不了“王冕死了父亲”的部分功能时,便出现了后者。所以,在不同的场合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结构。这一研究虽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从系统功能句法角度的全新解释,最终殊途同归。

徐杰教授的报告“单语、多语及语言的功能”立足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多语并存背景,旨在构建理想的个人语言配套模式。报告指出,20世纪半世纪后,作为交流纽带的语言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地位日趋显著,一人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是全球一体化的直接结果,是语言运用领域的新常态。但是,诸多因素制约着实际语言能力的发展,如关键期的语言输入、个人精力和语言学习能力的差异等,这造成语言潜能虽然巨大,语言能力却有限,并非所有潜在的语言能力都能成为语言现实。因此,社会、国家、个人、家庭都需做出取舍,进行最优语言配套。“语言配套”指的是社会群体或家庭个人基于当下的现实需要对未来的规划,从可及的诸多备选语言中选择一种或一组语言作为学习和使用的目标语。这一配套应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进行,其实施过程中应将语言有时互相矛盾的三大功能“交际工具”、“思维平台”和“文化符号”充分且平衡地通盘考虑。基于此,报告提出了“一超多强”的个人语言配套新理念,即一个语言用户,其最理想的语言配套模式是一种超强语言外加一种或多种比较强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挖掘自身的语言潜能。其中,超强语言是用作思维平台的主导语言,其他语言则用作不同语言环境下所需的交际工具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当“一超”与“多强”不能兼顾时,应力保前者,果断放弃后者。这一模式可以让个人的自身潜能做最大化发挥,使之适应当今高度国际化的环境。

何伟教授的报告“英汉语‘小句’语法地位再审视”通过比较英汉语学界的观点,阐明了英汉语小句的核心语法地位,目的是为英汉语小句对比研究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学界对术语“clause”的翻译存在争议,既被翻译成“小句”,也被翻译为“分句”或“子句”。报告从这些争议引出了“小句”概念的界定及其语法地位的问题。关于英语小句的语法地位,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看法截然不同。形式主义的研究立足于句子,认为句子是基本的语法单位,而小句则是句子的构成成分;相比,功能主义则将小句视为基本的语法单位,还将小句作为句法和语篇的联结界面,因而,功能主义认为英语小句居于语言研究的核心地位。关于汉语小句的语法地位,学界的观点较为统一。吕叔湘[3]提出小句是基本的动态语法单位,且具有表述功能,含有语调或语气,可传情达意。邢福义[4]则进一步发展了本土语法体系“小句中枢说”,将小句界定为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认为在各种语法实体中,小句具备最齐全的语法因素,与其他语法实体直接关联并且可以控制和约束其他所有语法实体,是其他语法实体依赖的中心。这一理论奠定了小句在汉语中的核心地位。报告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小句核心说”与汉语的“小句中枢说”思想最为一致,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两种语法体系都以功能为导向,将“小句”视为最核心的语法单位,互相补足。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涵盖系统语法和实例语法的综合语法理论,弥补了“小句中枢说”语用标准的不足,可为英汉小句对比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王勇教授的报告“基于功能语言学的小句本位观”旨在借助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小句中枢说”有待改进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报告梳理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词类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小句中枢说等本位观。其中,邢福义[4]的“小句中枢说”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入了新的阶段。“小句中枢说”虽被普遍认可,学者们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小句的定义、小句的外延、小句结构及其同词组结构的异同等。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功能语言学路径的小句本位观,借助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考察其解决方法。就小句的定義而言,以往定义将小句看作语用单位,并且关注小句的整体特征以及小句与其他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却不明确其内部结构及功能。小句定义应当考虑语言的不同层面,既要关注小句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式特征和表达功能,也应关注其内部的句法结构,后者的关注度不足。鉴于语篇功能上呈现的结构最能反映汉语的特点,汉语小句有可辨识的结构:话题-述题,报告主张从语篇功能入手,紧扣内部结构定义小句。就小句的范围而言,“小句中枢说”划定的小句范围是单句和复句中的分句。报告主张从小句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入手,形式和意义双管齐下。只要结构成分齐备,能构成话题-述题关系都属于小句。基于此,小句的范围既包括独立单句以及复句中的分句,也包括嵌入小句。就小句与其他语法结构间的关系而言,不同词组组成小句之后,性质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报告主张小句和词组之间,既不是实现关系,也不仅仅是组成关系--小句有着不同于词组的内部结构,小句的成分由词组实现。最后报告指出,学界针对“小句中枢说”提出的问题,可以从小句的定义入手予以解决。以小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本位,既契合汉语的实际,并且和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西方语言学理论相符。“小句中枢说”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前者可以从后者中得到补益和借鉴,以实现理论上更加系统、自洽,实践上更完备、更可操作。

张德禄教授的报告“从功能的视角看汉语的语气与情态系统”尝试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汉语的语气和情态的区别。鉴于汉语是典型的分析性语言,没有标识性、数、格、时态等语言范畴的标记,其语气和情态的研究尚存争议。关于语气,其内涵和外延尚为模糊,汉语中没有固定、清晰地表达语气的语法模式,而是通过语气词和特殊的句法变化表达,并且在体现形式上与情态无明显区别,由此出现了语气和情态混为一谈的情况。报告指出六个汉语语气基本特征:(1)汉语中没有限定成分,主语总在谓语动词之前;(2)语气词通常出现在句子的尾部来表示其语气的范畴,但它们不是必选成分,主要用于强化语气的类别和口气;(3)汉语中的疑问词不移到句首,是表示特殊疑问语气的唯一手段;(4)汉语语气不以主语的有效性为特点,而与整个命题相关;(5)汉语有主语,但与英语相比,其作用要小,其有无可以区分祈使语气与其他语气;(6)汉语的语调对表达语气类型起关键作用。报告主张从功能的角度区分语气和情态:语气主要用于实现人类社会交际的功能,而情态的主要功能是对命题和提议做出判断,包括对命题概率和频率的评判,和对提议的义务和能愿的评判。语气由不同的语气结构体现,情态则由表达情态的形式特征体现,如由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情态隐喻等体现。

储泽祥教授的报告“‘万万’与其所在否定句的内部机制”首先分析了“万万-不”的结构特征。“万万”后边的否定式包括:不可X、X不得、不能X、X不R,该结构中可用的情态助动词包括:可、得、能等。报告发现,除极个别情况,现代汉语副词“万万”仅用于否定句。报告接着从互动视角尝试解答“万万”与否定式共现的原因。报告指出,互动性与“万万-不”式相互制约。互动性是指交际双方通过言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性质或状态,体现的是语言的人际功能。“万万-不”式用来强调说话人的立场,包含着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注,并希望或要求听话人遵从自己的立场,最典型的用法是劝诫,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主观性。一方面,互动性、立场的主观性对“万万-不”式进行了塑造,即要求结构是“否定式”、“情态结构”、“不可/不能+X”中的X具有消极义、主语是第二或第三人称。另一方面,“万万-不”式的句法形式制约了互动性的强弱。从根本上说,“万万”与否定式的规约化不是“万万”决定的,而是否定式的反面表述功能决定的。随着规约化的形成,“万万”也进一步虚化为祈使性语气副词,程度义被压制,从而彻底排除了与肯定式组配的可能性。报告最后得出结论,“万万”与否定式共现的原因在于,否定式具备某种肯定式不具备功能,正面、肯定的说法不能表达“不要做错误的事情或后果不利的事情”。另外,“万万-不”的劝诫功能要求对方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所以情态助动词等表示可能性的成分必须出现。

刘承宇教授的报告“语义发生视域下的汉语复合词初探”分析了汉语复合词构成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并且在语义发生视角下考察汉语复合词的历时演变。复合词是由几个词根语素按一定的规则构成,其词义由两个语素的意义复合构成,如:美人、山川等。汉语复合词有五种结构类型:同义、反义关系的联合式(艰难、动静);修饰、限制关系的偏正式(绿豆、长跑);“参与者+过程”的主谓式(目击、地震);“过程+参与者”的动宾式(担心、吃力);“+补足语”的补充式(提高、弄清)。报告指出,汉语复合词组构成分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和小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类似,可以分为并列(城市、国家等)与从属关系(四海、商人等)、投射(说理)与扩展(道路)关系两个维度,其中扩展可以是解释(道路)、延伸(道理)和增强(正道)。报告接着介绍了语义发生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一个产生意义的开放的系统,将语义发生定义为产生普通或特定意义的过程模式,认为语义发生遵循时间顺序,包括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三个维度,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一部语义发生史[5](18)。汉语复合词在语义发生过程中的产生了嬗变,这源于两个因素,即语境因素(话语发生+种系发生)和跨文化交际因素(个体发生+种系发生)。嬗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词性、词义和句法功能。如,“但是”一词,在词性上经历的嬗变为:副词+动词→副词→转折连词;在词义上经历的嬗变为:只(见,看见)→只要(是),仅仅(是)→然而;在句法功能上经历的嬗变为:修饰动词→修饰名词→连接词、短语、句子。

李深红教授的报告“From subjectivity to evidentiality to clausal boundary”旨在说明“言据性”和“主观性”对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的逻辑分析、边界的影响。报告首先对汉语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小句做了阐释。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小句是一个同时表达三种不同意义的多功能结构。在语篇功能上,小句通过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表达信息;在人际功能上,小句通过编码语气类型来表达社会关系,实现言语功能;在概念功能上,通过构建言辞(figure)来表达现实世界中的经验,在结构上表现为参与者、过程及环境成分。从语义上和结构上讲,小句定义明确,边界可识别。然而,汉语口语语篇分析中,小句的边界,尤其是小句复合体的边界模糊不清。小句边界的复杂性在三个元功能中有所体现。其中,就语篇功能而言,消息的信息结构理论上来说可延伸至小句之外;就人际功能而言,即使小句具有交际功能,但如果它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小句或相邻的主要小句的一部分,则前者和后者不能达成一致;就概念功能来说,言语小句或心理小句的投射可以包含多个小句。小句及小句复合体的边界通常涉及研究者的主观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的。鉴于以上情况,报告使用大量例证探讨了汉语的主观性和言据性,分析这两者如何在语篇分析中造成小句边界确定和分析单位划定方面的歧义。报告指出,主观性标记和据素(evidentiality marker)能够影响对于小句复合体的识别及其边界的逻辑分析。至于如何缩减语篇分析研究中的主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杨炳钧教授的报告“限定与非限定问题的有关争议”梳理了汉语的限定与非限定之争,提出了解决争议的可能方案。“限定”(finiteness)与“非限定”(nonfiniteness)这对概念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欧洲语言学家对拉丁语的描写[6](1),根据动词是否与主语在形态上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分为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这两者的区分在诸多方面有着实用价值,如文本切分、话语理解、翻译研究、人工智能等。然而,限定与非限定是否有跨语言共性是语言学界很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报告归纳了传统语法、生成语法、美国功能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等领域有关该问题的典型观点,梳理相关争议。总体而言,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达成了共识,即限定和非限定存在于小句层面,而非词汇层面。关于英语的限定和非限定之分,学界普遍认同。关于古汉语、汉语方言、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藏语等汉藏语,研究也指出其具有曲折形态变化。但就现代汉语而言,鉴于它是典型的非曲折性语言,没有显性的形态,学界对其限定、非限定的区分争议颇大。其中,依据汉语无屈折变化,徐烈炯[7]等人认为汉语没有限定与非限定之分,石毓智[8]等人认为汉语有限定与非限定动词及小句之分,Huang[9]认为汉语只有限定形式,李汝亚[10]认为汉语只有非限定形式。报告借助沃尔夫的隐性范畴思想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渐变群思想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认为汉语具有限定与非限定之分。根據“是否有主语、动词作谓语、动词随人称和数而变化”三项参数,区分出了从典型非限定小句至典型限定小句的六种情形,提出了介于限定小句和非限定小句之间的假拟限定小句和假拟非限定小句的概念[11](9)。

彭宣维教授的报告“汉语小句的功能类别、单位跨度与定义”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个元功能,梳理了汉语小句的类别,揭示了小句的单位跨度及定义。报告指出,以往文献虽对汉语小句做过多种方式的分类,但理论依据和概括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缺乏言语功能意识,很少以言语行为作为系统研究的出发点;主体上从概念意义的角度看待句子;处理句子时,就词义论词义,回避句子构式和语篇语境参照。针对以上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个元功能理论可以提供新的解决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个元功能是并行的,它们同时生成和体现。一种句型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功能占主导来进行配置,或是多种功能同时出现而产生标记性的配置。当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时体现时,为了凸显人际功能或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则会发生语序上的变化。报告以大量的汉语实例,逐一探讨了以人际功能、语篇/能使功能和概念功能占主导的小句。研究发现,有些句子生成的主导因素是人际性的,有些则是语篇功能主导的。另外,发挥相应功能的成分,可能小到词,大到句,后者通过级转移修饰或限制小句基本构成成分;小句只是词至复句的连续体中的一个代表性典型级阶;典型小句和非典型小句是特定语境中实施一定具体作用的一个基本的词汇语法单位。基于此,报告最后给出小句的定义。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来看,就内涵而言,小句是可以同时实施多种交际功能的相对独立的基本词汇语法单位,多种交际功能可集中概括为概念、人际和语篇/能使功能。就外延而言,典型小句是典型词组/短语到典型复句之间的一个典型词汇语法级阶,非典型小句则可以向词组/短语一端收缩,或向复句一端延伸。

杨延宁教授的报告“基于古英语和古汉语语料的构式演化研究”采用语法隐喻理论来研究构式演化的基本模式,旨在为构式演化研究探索新的路径。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物,其整体语义无法由组成成分的语义推出。构式演化涉及形式和意义的一系列调整,最终形成稳定的形义搭配。有鉴于此,构式演化研究需要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整合语义、语法和两者互动这三个方面。传统的构式演化研究主要依托于语法化理论,强调“重新分析”和“类推”两类演变机制的重要性。但语法化理论本身的缺陷和形义互动分析手段的缺乏,制约了构式演化研究的深入,也为构式义的溯源带来了瓶颈。报告尝试用语法隐喻理论来研究构式演化。“语法隐喻”指语义层与语法层之间的交叉组配关系,其本质是表义需求扩充所促动的形义互动。该理论既作用于共时层面的语义句法调整,又作用于历时层面的语言演化,且构建了完备的语义语法分析框架,可有效地呈现语言演化中的形义互动过程,能极大增强相关研究的可操作性。报告基于古汉语和古英语语料,聚焦英汉语演进过程中的四个最传统和重要的构式,并着重分析了动结构式和使役构式在语法及语义上的演变规律。报告得出一个构式演化模式,起点是语义资源的扩充,它直接触发了语义语法层的互动重组,重组表现为级阶调整和成分转移。其中,在语义层体现为语义汇合与语义凝结,这导致了精密度的下降、系统性的增强、构式能产性的提升,使得系统产生新的语法空位。基于以上语义和语法层两套演变机制的互动,便产生了不可推知的构式义。报告表明,语法隐喻的合理运用可以为构式研究,特别是构式演化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报告最后提出假设,构式演化的走向可能遵循三个基本规律:降低表达精细度,提高构式能产性;实现表达系统化,提升构式抽象性;增加可填充空位,强化构式结构性。

于晖教授的报告“语篇发生学视角下的汉英小句对比研究”以语篇发生为视角对比了中英文小句的差异。语篇发生是指语篇的意义展开或建构过程,以往对它的研究侧重分析科学语篇中的知识建构。报告则采用Martin和Rose[12]的“概念理论”分析框架来看语篇的建构与发生,重点分析小句内部的结构关系和小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概念理论包含三个视角,即分类关系、核心关系与活动序列,报告采用了核心关系这一视角。核心关系指的是小句中词汇之间的组合方式。按照各种参与者、环境成分与过程的关系的紧密程度,小句中的核心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即center,nucleus,margin,periphery[12](96)。报告选取了部分2016年高影响因子的国内外语言学期刊文献,利用概念理论对比中英学术语篇中核心组织方式的异同。研究发现,相较英语而言,汉语中小句的核心型(nuclear/central)关系较多,但边缘型关系(marginal/ peripheral)较少。通过对中英学术语篇小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按不同类型分别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英都较多使用顺接连词和对比连词,这一特点或与学科的知识特性相关。报告还尝试使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小句内部及小句间关系进行探讨解释,并与英语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汉语的关系更为紧密,汉语趋向于意合,思维方式呈螺旋型,不强求于语言形式;英语则趋向于形合,思维方式呈直线型,力求结构上的严谨。汉语较少使用连接词,各部分之间靠意思连接,所以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而英语讲究层次,多在词、短语、分句之间用连接词和关系词,使英语句子、文章更具层次感。报告得出结论,汉语及英语小句均使用四种关系来建构语言结构。其中,汉语比英语更多地使用紧密关系,所以汉语语篇比英语语篇表现得更为紧密。

王品博士的报告“系统功能语法的隐性语法本质--以汉藏语气系统为例”回顾了隐性类型的提出,阐释了系统功能语法的隐性语法本质,并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气系统为例,探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隐性语法的描述方式。系统功能语法关注语言中的显性类型(phenotype),同时更加注重在隐性类型(cryptotype)方面探赜钩深。隐性类型指不依靠外在形态体现的潜在语法特征,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语言学家Whorf。其关注的是语言中较为暗藏的、隐性的本质,它们不易引人注意,也难以界定,但会对语言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之所在。只有通过特殊的检测手段,如提问、人称代词等,才能发现这些隐性特征。这一思想吸取了Fabre d’Olivet、Boas、Sapir等人的研究成果,在Whorf的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Halliday高度评价Whorf的这一创见,称之为20世纪语言学的主要贡献之一。Halliday本人开创的系统功能语法也在多方面借鉴了隐性类型的思想,英语小句语法的诸多方面本质上都是隐性语法(cryptogrammar)。报告接着以汉语的语气系统为例,选取了法庭话语语篇为研究文本来进行系统功能语法上的描述和分析。分析过程突出了系统功能语法描述的四个原则,即以语篇为基准的原则、三重视角原则、语义驱动原则和轴关系 原则,力求克服汉语系统功能语法描述过于依赖英语的功能及类型的做法。最后报告以藏语语气系统再次展示了上述分析原则。藏语和汉语的语气系统有部分内容表现不同,一方面源于语篇语义从上到下的投射,另一方面源于同一层次的内部体现方式的区别。

二、 結 语

本届高层论坛的报告主题集中、问题意识强、语言事实关注度高、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成果具有交叉性、创新性等特点。作为一门适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在汉语研究中广泛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对汉语进行系统的描述和阐释[13]。同时,当汉语事实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生冲突时,亦可反思该理论框架的修正,使之愈加完善。这对汉语研究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都有积极的意义。Halliday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始于对汉语语法的描写研究,如今再次与汉语研究中西合璧,这是必然趋势及其学术思想的回归。在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应进一步深化交流。本次论坛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和汉语学界的学者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窗口,搭建了两方深入交流的平台,必将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进一步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在指导汉语研究的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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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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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ikolaeva, I. Introduction[A]. In Nikolaeva, I. (ed.)。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9.

[7] 徐烈炯。 与空语类有关的汉语语法现象[J]. 中国语文, 1994, (5): 321-329.

文章标题:汉语句子问题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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